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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素养是每个人都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谁来决定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要成为记者,但在社会生活中,“新闻素养”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所谓“新闻素养”是指要对听到的各种真相与知识进行主动而理性的审查,掌握记者寻找可靠信息时采用的检验及过滤技巧,学会寻找可靠信息的方式,从而做出决定、采取行动或者进行社交。

  在《头版》一书中,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新闻素养中心主任迪恩·米勒分享了他们中心的新闻素养课程是如何发展的。从“新闻封锁”开始,结合批判性思维的训练,邀请记者进学校授课,鼓励学生像市民一样行动。米勒说:参与新闻素养运动的我们,正努力加速古老力量所产生的新衍变。我们认为,在电子时代若想改善新闻状况,达成维持正义、民主的美好愿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塑造通晓新闻的公民。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新闻素养中心(Center for News Literacy)的新闻素养课程是这样开始的:第一节课后的 48 小时内,学生不许看任何新闻,CNN不行,TMZ不行,天气预报不行,ESPN也不行。他们必须坚决抛弃脸书,任何讨论或观看新闻的房间都不许待。放下报纸,把杂志扔到一边,我们这样和学生说。

  他们学到的第一课就是,这几乎不可能。到处都是电视播报、带着标题的图画:智能手机里、电梯中、健身房里、出租车后座上、加油站里加油泵的顶端,甚至连喜剧和体育节目也都大量影射着新闻。

  经过了这项练习,他们对自己消费新闻的方式更清楚了,同时也了解了广告商是如何将美国大学生定位成目标读者的。如果他们并没有选择自己关注的新闻,他们便要回答一个问题:

  霍华德·施耐德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新闻学院成立时的院长,他在课堂上及新闻编辑室中的经验令该学院有了一项特殊任务:石溪分校在教育新闻消费者的同时,同样关注如何培养记者。

  施耐德的课程安排为 14 周,他从新闻中选取新鲜案例,作为批判性思考的练习素材。

  趁着新闻封锁的记忆还很新鲜,学生们被迫做出痛苦但必要的分类辨析。讲师强调,证实、独立和问责将新闻从其他“信息邻居”中区分出来。

  找到邻居,步测过新闻的范围后,学生们接着会学习有条理地分解报道,以确定证据是否充足,比如来源是否足够独立且权威,因而值得信任。他们退后一步,思考每种情形,以决定报道究竟应该如实地展现证据(证据充足且已达成一致),还是只需平衡地展现辩论中各方的意见。

  记者不是要让学生去敬畏纸版报纸或传统新闻广播。相反,如果学生想要完全拥有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就必须掌握记者寻找可靠信息时使用的检验及过滤技巧。

  在石溪分校,当本科学院认为这门课能满足提升批判性思考和文本分析能力这两个核心毕业条件时,新闻素养中心便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这是其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如今,每年有超过1,500 名学生上这门课,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是学新闻专业的。那是因为施耐德将这门课看作大学回归传统的一步,但有所变化。传统是要塑造有技能的公民,这门课则是为了训练公民让新闻对依赖新闻的人负责。这门课由 40 名左右的副教授(大多为职业记者)和来自其他许多学科、从事新闻工作的毕业生授课。

  新闻行业如今处于动荡期,对于试图寻找意义或工作的一些记者来说,这门课给予了他们新鲜的活力。在新闻素养的课堂上,他们向学生展示了在公民生活中寻找他们需要的可靠信息时,

  2009 年,获普利策奖的《洛杉矶时报》调研记者艾伦·米勒辞去工作,招聘记者,与老师合作,教授了十堂新闻素养课,每年给1,200 名学生上信息评估、证据分析和制作客观的在线新闻素材等课程。许多传统记者现在感觉迷失了方向。但人们还是有很强的欲望想听有关他们生活和这个世界的故事,哪怕他们会质疑以往尊重的新闻来源。

  一些进化生物学家认为,人类之所以甘愿为同伴做好事而接受可能永远没有回报的结果,部分原因是语言——名誉的机制——会给不求回报的利他主义以奖励。彼此述说的职业和行为没有消失。这是我们人性的关键。

  《纽约时报》在全世界发行,有相当的影响力,美国高级报纸、严肃刊物的代表,长期以来拥有良好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由于风格古典严肃,它有时也被戏称为“灰色女士”(The Gray Lady)。

  找到真相很难,说清楚就更难了。尽管这样,人们也不总会在你找到真相的时候反应友好。这点对《纽约时报》和社区博客都一样。职业记者通常会对这样的业余人士投去睥睨的目光。但是上亿美国人都在脸书、推特和汤博乐上写东西、放东西,其他人又真的对这些东西表示在意——通常比对最受欢迎的明星记者写的报道还在意。但在危机时刻,这个问题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我们对利比亚异见分子有什么责任,尤其是恨美国人的那部分人?此类材料应当被视为有可能发人深省的,但也必须为了可信度和透明度仔细审查。

  他们掌握第一手资料,知道权势力量将会多努力地控制信息,人们心意已决之后又会多么抗拒新的事实。而且他们也知道回应生气的读者或观众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教育学生,记者是全职地去做我们都能而且都应该做的事:要求答案,与其他公民共享。这会逼着修新闻素养课的学生面对他们自己在“第四等级”即新闻界的职责。他们也应该扮演好政府部门的监察员的角色。修新闻素养课的学生都应当准备好应对关于民主的根本冲动,也就是与市政厅作战,或者至少是对其问责。如果你不把事实弄清楚,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但这就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学生不能对新信息敞开心扉,只教他们如何获取可靠信息是不够的。神经学的进展已经记述了记忆有多脆弱,认知有多容易受影响,我们的偏见会在多大程度上令我们听不到或记不住令人不适的事实,更别说去寻找了。我们对这些因认知差异而产生的反应了解得越多,就会越明白如果我们不对美国人相信的东西以及得出结论的方式发起挑战,他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马里兰大学近期一项针对非大选年选举中投票者的研究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去投票的时候并不了解经济复苏、气候科学现状以及其他重要的选举背景。新闻分析师抓住人们信息不足的程度与媒体偏好之间的关系,主张这项研究证明了由意识形态驱使的新闻频道如福克斯新闻频道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批评家做得颇有成效,这其中并无讽刺的成分。

  修新闻素养课的学生能够看出批评家想办法用研究结果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去考虑其他分析方式。这不也证明了那些党派偏见极重的选举人,那些被福克斯新闻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吸引的人,在具有争议的话题上根本是无法教育的吗?无论信息多么中立、多么真实,党派偏见都能让信息为已经形成的世界观服务。

  我们有利用可靠信息告诉自己错误观点的倾向,这对我们的学生而言是发人深省的讽刺。他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观点,就无法再接受挑战这些观点的事实了。如果这迫使他们养成用新事实挑战自己观点的习惯,我们就成功了。

  新闻素养的早期研究表明,关于认知差异的警告并没有淡去。修新闻素养课的学生离开课堂一年后,仍然比同伴更注意追踪时事新闻,参考多家新闻频道。

  所以我很乐观。我们还不知道信息时代的真相是什么。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他的时代宣称“这个时代和所有时代一样,都是非常好的时代”,但前提是“我们要知道如何应对”。

  我们已经步入“娱乐至死”的年代,手机阅读充斥着大量的娱乐信息,一切阅读都在“泛娱乐化”,大量的无效信息忽悠着我们的认知。因此,面对诸如此类的信息,能够识别真正优质的内容,是我们极其匮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新闻素养”的核心。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大众对真相的渴望都不会改变。而记者正是把真相挖掘出来的人。真相的发现不只是靠激情和正义感,更需要客观理性的态度,和一整套新闻调查、甚至是社会研究的方法。

  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要成为记者,但在社会生活中,“新闻素养”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所谓“新闻素养”,是指要对听到的各种真相与知识进行主动而理性的审查,掌握记者寻找可靠信息时采用的检验及过滤技巧。学会寻找可靠信息的方式,从而做出决定、采取行动或者进行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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